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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未删减版本:孙连城怒斥李达康,沙书记听完震惊了

April 23, 2017

转自【 靠垫

第45集,因为沙书记暗访光明区信访办,看到了信访办低矮的窗口,李达康面红耳赤,连夜组织京洲市懒政干部学习班,并视频向省委直播,当着众多干部的面,拿光明区副区长孙连城做典型,冷嘲热讽。

“我们这个孙连城区长,在区长的位置上毫不作为,混吃等死,最大的爱好是看星星……”

孙连城毕竟也是50多岁的人了,哪里受得了这种屈辱,当场拍桌子站起来,怒斥李达康。

孙:“李达康!我忍你很久了,你不要欺人太甚!”

李达康先是一愣,没想到老实巴交的孙连城居然会反击,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呵呵一笑,问:“哎呦,你还有委屈了?那你说说吧。”

孙:“你说我不作为,不就是因为我没给新大风厂解决工业用地问题么?陈岩石给你告状去了。新大风厂要20亩工业用地,光明区能卖的地都让丁义诊给卖的一干二净,你为了讨好陈岩石,嘴上说的轻松,可我上哪给他们搞20亩工业用地?你让我怎么作为?就算光明区有地,那他们有钱么?一分钱都没有,你说说这地怎么批?就他们那些个下岗职工,乌合之众,哪家银行愿意给他们贷款?

还有那个信访办的窗口,改不得花钱么?区财政刚刚给大风厂垫了1000万,哪还有钱了?我自费花60元买4个小椅子先顶一顶怎么了?怎么就不作为了?老百姓坐小椅子委屈了?再说了,那信访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丁义诊在的时候,你怎么没发现?他一跑,你就看见了?早你干吗去了?”

李达康被问的哑口无言,孙连城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继续说:“你李达康说我不作为,那么你呢?你任用丁义诊主持光明峰项目,他吃拿卡要,胡作非为,勾结开发商,随意把工业用地改成商业用地?你身为一把手,当真一点都不知道?丁义诊出事之前,群众举报就没断过,你为了政绩,充耳不闻。丁义诊出逃了,你却毫发无伤,你这叫有作为?”

李达康嘴唇颤抖的说:“在丁义诊这件事上,我用人不察,我失职,我道歉。”

孙连城:“得了吧,达康书记,你承担什么责任了?降职了?还是处分了?连罚酒三杯都没有,要是道歉有用的话,还要纪委干啥?”

“说完丁义诊,再说说你前妻欧阳菁,你前妻身为银行行长,放贷吃回扣,你一丁点都不知道?她出事当天,你俩火线离婚,怎么就那么巧呢?你前妻走哪都拎着好几万的名牌包,你这么些年一点都没觉察?就算你不知道她受贿,那你孩子在美国念书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哪来的?你知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你连自己老婆孩子都管不了,你还有脸说我不作为?”

李达康气得浑身颤抖,一拍桌子,大喊:“你要是觉得我李达康有问题就去纪委举报我!今天是讨论的是懒政,就事论事,你扯欧阳菁干什么?”

孙连城微微一笑:“好,咱们就事论事,你说我懒政,我孙连城在光明区一干就是二十年,我懒政?光明区为什么GDP全市第一?为什么大风厂一块地就价值十几亿?这就是我懒政的结果么?我兢兢业业二十年,连个区委书记都不让我当,谁不知道咋回事啊?你达康书记是赵立春的大秘,祁同伟是梁群峰老书记的女婿,你们都是有政治资源的人,跟坐着火箭似的嗖嗖往上升,我孙连城在光明区一干二十年,连个区委书记都升不上去,不就是因为我没有政治资源么?我连那个大贪官丁义诊都不如,讽刺啊。对了,丁义诊出事之前带着一群干部,天天往山水庄园跑,都快把那当干部食堂了,你李达康能不知道?怎么没见你有一丁点作为呢?你是不是懒政?”

李达康指着孙连城大喊:“闭嘴,再胡闹我开除你党籍!”

孙连城毫不示弱:“我违纪了么?你凭什么说开除就开除?你以为党是你家的啊?你在这吓唬谁俩呢?李达康,我等着你开除我党籍!”

正在白热之际,沙书记拍马赶到,推门而入,对着孙连城鼓掌,沙书记激动的说道:“孙区长,刚才你们的讨论,我们都看到了,很深刻,很感动。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下届省长,你来当。”

孙连城仰头闭目,双手背在身后,缓缓说道:“算了吧,我孙连城何德何能?我自己一清二楚,我连区长都不想当了。”

沙瑞金书记疑惑的问道:“那你想去哪里,但说无妨,组织上尽量满足你。”

孙连城听到这,两眼一亮,高兴的说:“我要去少年宫科技馆,带领孩子们看星星,探索宇宙的奥秘。”

沙瑞金和李达康听到之后,被震惊的说不出话,当场许多干部被孙区长的高风亮节,无欲无求,探索真理的精神感动的流泪了,纷纷站起身,为孙连城鼓掌,掌声经久不衰……

从此,京洲官场上流传着汉大帮,秘书帮,和星空帮三足鼎立的传说。

茆家升:回顾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下篇)

April 23, 2017

从“民国乡建三杰”“南陶北晏” 的坎坷经历,说到毛泽东的政治权术

提要:毛泽东从农村搞暴力革命起家,农村是他的禁脔与卧榻之地,从不许他人置喙。不问你是乡村建设探索者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还是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张恺帆。直到数千万百姓,主要因他的罪孽死于非命,依然毫无悔意与怜悯之心。

 
  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要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摘自陶行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

 
 
近百年来,围绕着如何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闭塞保守落后的面貌,一直有着几近针锋相对的不同观念与行动方案,姑且称之为革命派和改良派吧。其实这样的界定,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并不符合史实。如果称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等,为改良派代表,或庶几近之。那么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则非毛泽东彭湃等莫属了。试问毛泽东们在革谁的命呢?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我这么问有人一定会说我太傻,报纸教科书不是亿万遍的在说在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领导贫苦农民,打倒了地主老财,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走上幸福富裕的大道了嘛。可是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这些漂亮言词,全是毛泽东欺世盗名糊弄中国老百姓的满口谎言。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唯命是从,农业上更是照搬苏联的竭泽而渔、消灭富农的暴力措施,对农村施行彻底的掠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更沦亿万农民为现代农奴。仅大跃进一役,就使三千多万国人,主要是农民成为饿殍。罪魁毛泽东是救星呢还是灾星?

中国人民正是在经历了这场空前劫难之后,才认识到毛式的暴力革命,和伴之而来的什么阶级斗争为纲,消灭私有制,什么和传统做彻底的决裂,全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不问它是马克思,抑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都扔一边去。中国不需要这些鸟导师,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什么主义的试验场。

痛定思痛之后,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了,中国人的命运只能由自己主宰。在各种社会思潮纷纭繁杂的年代,国人们必须睁大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识破各种新老骗子的巧言令色、阴谋诡计,不再上当受骗。

就中国广袤农村的建设与变革而言,我们在经历毛式的暴力革命种种灾难之后,这才重新想起,本来近百年前,与毛泽东们鼓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几乎同时,中国的思想界、教育界的一批有识之士,乃至一些地方官员,已经在中国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等问题上,做过了艰苦的探索,和部分地区的科学试验。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过重要的成果。虽然这种探索与试验,后来因种种原因中断了停滞了。但记录还在,有些成果也还保留着,比如晏阳初先生在河北省定县搞的平民教育试验点,至1980年代调查,仍是河北省唯一无文盲县。而毛泽东在农村搞的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倒行逆施,对中国农村带来的持久性破坏,则比比皆是。这样我们重温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等民族先贤们的有益探索和科学试验,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卢作孚,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品格操守几近完人的企业家、乡村建设的实干家,却死于小人的构陷,死于工商业改造运动中,死于士可杀不可辱。
 
卢作孚先生晏阳初先生梁漱溟先生,网传三人同庚,皆出生于1893年。其实有误,晏阳初生于1890年,陶行知生于1891年,要说同年代,则庶几近之。三人也与毛泽东同年代。四人均极力关注中国乡村问题,而其见解其实践,三人与毛是南辕北辙,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毛泽东胜利了,得鼎中国,三人皆事业中断,命运坎坷。除晏阳初早早离开大陆,逃过一劫,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依然处境艰难。而梁漱溟先生卢作孚先生,在毛的集权统治下,则厄运连年,苟延度日。尤其是卢作孚先生,这位有完人一般情操的实业家,在备受凌辱走投无路时,只能以一死告别他深爱的这片国土了。

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以“民国乡建三杰” 为代表的,近九十年前,他们在中国乡村建设问题上,所做出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有益探索呢?

   二十世纪二十年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社会改革运动中,在大目标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思想和方案,其实践效果也有很大差异。
且以“民国乡建三杰” 为例。

晏阳初是以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来带动整个乡村的建设;梁漱溟则从建立村学乡学,实行政教合一,从改变乡村政体着手进行乡村建设;而卢作孚则是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以“乡村现代化”为乡村建设的目标。
先说卢作孚。

作为社会改革家,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在中国西南部,且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创造了实业兴乡的“北碚模式”。他把兴办实业和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

1930年,卢作孚发表《乡村建设》一文,从政治、经济、教育几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地位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乡村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赶紧解决乡村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都从一个当前的乡村起”,要建设国家必先建设乡村以立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对于怎样挽救民族危亡,卢作孚有自己的见解:“中国自晚清百余年有敌国外患以来,遇战争即失败,遇外交亦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愚昧与落后。因此,他认为只靠几次救亡运动是不能解决国家根本问题的,“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 卢作孚明确地认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他认为:“内忧外患是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 我们作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卢作孚相信:“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他选择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作为实现其理想社会的实验地。早在1927年,卢作孚在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时,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他的构想是“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按照这个构想,卢作孚规划了北碚乡村建设的蓝图,那是一幅农村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蓝图.

卢作孚领导的北碚建设不仅得到了国内许多知名人士的高度赞扬,也得到国外媒体的好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参观北碚建设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1944年,美国一家杂志撰文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最杰出的例子”。

卢作孚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卢先生的历史定位,首先却是“航运巨子”,就是“船王”。王者卢作孚,不仅因为拥有巨大财富,是中国航运业的龙头老大,富可敌国;更重要的在抗日战争中,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中国大城市相继失守,日寇正扑向武汉的危急时刻,卢作孚紧急调运船只,把堆集在汉口宜昌的巨量物资,包括军工、民用等直接关系到民族存亡、国民生计等设备货物,抡运至天险三峡的上游重庆、宜宾、泸州等地。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很难设想如果这批物资和人才落入敌手,会有怎样的后果。
卢作孚先生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筚路蓝缕,艰苦卓绝,成就巨大。在航运、矿山、贸易、纺织、教育、医疗、食品、保险、及新闻诸多领域,皆有重大建树。船只最高时达到 137只、36000余吨位、拥有职17000余人,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以后他的船队又驶向大海,驶向太平洋。顺理成章的他也应该是全国顶尖级的富豪。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如此顶级富豪的卢先生竟然是地无一垅,房无一间,存款为零。庞大的家族,只依赖他在民生航运公司的工资过活,抗日困难时期,他家也生活拮据。

对此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先生,有个精要的概述:航运巨子卢作孚,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他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被称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乃父章乃器先生评价其人:“精明诚朴,勤苦干练,且具有百折不挠之精神。” 其品格与操守几近完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动乱期间,卢作孚一度滞留香港,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所担任的几十家公司董事长董事的企业,都以各种形式贡献给了新政权。卢先生响应政府号召,他的企业,最早实行公私合营。他依然和既往一样,依赖工资过着俭朴的生活。按理卢作孚应该是建立共和国的功臣。

但他毕竟是资本家,还是大资本家,还担任过蒋政权的高官,注定了他是这个政权的敌人,被批斗被打倒,直至屈死,是迟早一天的事。只是他不会想到,一切会来的那么早,那么猝不及防,那么手段下游。

本来从公私合营开始的所谓对工商业的改造,和暴力土改一样,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名,实行官有制,实质就是掠夺!但是你硬要把他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你就必须说出理由来,否则不就是抢劫吗?能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吗?不那么容易吧。本来嘛,你的就是你的,就如我的就是我的,那么简单公平。现在没有任何根据,一定要把别人的东西,依仗权势硬说成是自己的,不就是强词夺理仗势欺人的歪理邪说吗?是的,各种政治运动,比如暴力土改,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当然也包括对工商业的改造,都是这个模式。暴力土改时,舆论先行,说地主富农们如何如何罪大恶极,要杀要关要管,然后再把你的田地房屋财产,甚至女人都拿走分掉。对资本家和大大小小工商业者,同样也先造舆论,说你们是如何如何的剥削有罪,罪该万死!不抓你不毙你也行,你可以自我了断。上海是资本家集中的地方,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是有很多资本家跳楼了嘛。当时的市长曾问过,今天有几顶“降落伞”?

大资本家卢作孚未跳楼,他在一场批斗会之后,不堪凌辱,服大量安眠药之后,长睡不醒了,时在1952年,年仅59岁。说不堪凌辱,就是手段太下作。

关于卢作孚之死,当以 2005年4月21日,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卢作孚之死》一文,最具权威性: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已是身心深受刺激且万分焦虑疲惫的卢作孚被刻意安排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但又使卢作孚大为吃惊的是,大会主题竟是揭批公司资方腐蚀拉拢国家干部。而事实不过是卢作孚与公司的公股代表不久前一起在北京出差时,互请吃饭、洗澡、看戏而已。更出人意料的是,当公股代表作了检查后,卢作孚平日最关心、最亲信的一个通信员却跳上台来,揭批公股代表中了资本家的“糖衣炮弹”,被资本家腐蚀拉下水。这个通信员表面上是在批判公股代表,而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卢作孚。当时会场上口号不断,气氛紧张,卢作孚坐在台下,困惑、难堪、痛苦交织。可以说,这天的大会对卢作孚身心以极大打击,是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这事干的太下作。先说那个“最亲信的一个通讯员”,名曰关怀,本是一个广州街头流浪孤儿,卢先生好心收养了,又给了他一份差事,还长期生活在卢家。说卢家是他再生之地,也不为过。1952年时刚17岁,还是个孩子,居然被人挑唆来诬陷自己的恩人。再说仅凭什么互请吃饭、洗澡、看戏,就是什么资本家的“糖衣炮弹”,是不是太“小儿科”了,这能是一代船王所为吗?由此我想起了同有“船王”之称的香港包玉刚先生,大陆改革开放后,包先生独资在北京建了座五星级的饭店,备受赞誉。却为何对另一位船王,如此残酷和绝情呢?

《炎黄春秋》2014年9月号,在“卢作孚之死的调查经过” 一文的结尾写道,卢先生之死,一是小关怀对卢的当面辱骂;一是公方代表张祥麟的玩忽职守。作者还认为卢作孚是死于士可杀不可辱!

我则认为主谋则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面夸奖卢作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四位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一面却以政治运动的卑劣方式,整死卢作孚,能说毛泽东对卢作孚之死不知情,不该承担责任吗?不过是和毛整死刘少奇彭德怀等政治对手方式如出一辙,玩的是借刀杀人,是一个政治流氓玩弄的流氓政治而已。
 
二,晏阳初是平民教育和华北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也是参与全球乡村建设, 卓有成效的专家。他的艰苦探索,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同时代“打土豪,分田地” 的暴力革命,形成强烈反差。
 
晏阳初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是中国从事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也参与了多国的乡村建设试验,国内国际都产生过重大影响。1943年和爱因斯坦等人一起被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然而1949年之后,在大陆长期不为人知。

晏阳初先生1913年就读于香港大学前身、香港圣保罗书院。1918年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获学士毕业,1919年入美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后被美国锡拉丘斯等三座大学,授与荣誉博士称号。晏学成归国后,不做官不发财,全部身心投入乡村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之中,成绩卓著,影响巨大。

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3月他转到湖南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

1923年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来到北平,晏阳初用幻灯教《平民千字课》,第一次月考,全都是高分。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熊朱其慧与陶行知一同前往参观,大受感动。她邀请晏阳初、陶行知、朱经农、袁观澜、胡适、傅若愚等讨论组织全国总机关,在全国各地推行展开平民教育的计划。在文化名人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朱其慧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后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

当时的一些名流,如熊希龄、梁启超、胡适、蒋梦麟等,都做了平民读书处处长。梁启超在松坡图书馆设立平民读书处,亲自训练助教。胡适家的平民读书处由胡的长子胡祖望做教员,厨子老妈子等都来识字。陶行知家也设立“笑山平民读书处”,陶自己先教长女读千字课,再由她教妹妹,然后两个孙女教祖母。陶行知认为这种连环教学法是推广平民教育到每一家庭去的好方法.

1926年晏阳初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对中国农村当时的现状,做了两年的广泛调查研究,包括对历史因袭实事求是的正确分析,从而发现中国广袤乡村的问题症结所在。他认为平民教育的重点是农民的教育。在其任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中,设立乡村教育部,选择河北定县为实验试点。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根据农民需求,从小处着眼,办了许多实事:饮水卫生、免疫接种、科学接生、培训合格医生,和引进棉花和蛋鸡新品种等;乃至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定县实验很快就被认为是国内第一流人才,创制第一等的计划,所做出的第一等工作。当时的大批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平教会,如陈筑山、郑锦、孙伏园、哈佛博士熊佛西、哈佛博士瞿菊农、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以及陈志潜、汤茂如、刘拓等,他们都认为这将是救国的惟一途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尤其近一百多年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回到农村”,又称博士下乡。

1930年代初,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民政部次长的肯定,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

他要求学生“应当达到具有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识、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

晏阳初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和定县实验,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治国方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这就是以教育为工具,推动经济、政治、卫生、文化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理论。

后因日寇侵华,河北等地沦陷区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计划终止。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逐步南移,后转至大后方重庆一带。

抗日战争期间,晏阳初先生在重庆距北碚10多公里的歇马场附近的大磨滩旁,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一所独特的高等学府。他认为后方的建设主要是乡村的建设,而乡村建设是一个包括人的教育在内的系统工程,要进行这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学院在课程的设置上,不完全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标准进行,而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自行安排。学院的教学活动也严格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附近的璧山县就是学院的实验基地。因此,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实际工作能力都较强,许多学生毕业后直接参加了晏阳初领导的华西实验区的工作。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他根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联环扣合、整体推进,创造出一大发现、两大发明、三种方式、四大教育、五个结合的平民教育思想,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值得高度重视。网上已有完整的记载,不一一赘述了。

1949年之后,晏阳初在大陆销声匿迹。
1950年离台湾赴美国。
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
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该院理事会主席。晏阳初还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顾问.

晏阳初自1920年代开始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 “南陶北晏”。他1920年代-1930年代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践为定县乃至河北留下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财产,据1980年代的统计,定州 (即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1920年代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等作物和引入培育的良种鸡等仍然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如今,所谓民国乡建三杰和南陶北晏,连同毛泽东,都已退隐到历史的帷幕里去了。但他们关于中国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并未结束。具体点说,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变革,究竟应该走哪条路,或是说应该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暴力土改、和传统做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还是应该走以乡建三杰及陶行知等所倡导的和平改良之路?还有对已过去的这样百年之争,我们今天应该做怎样的客观评价?

有关晏阳初与毛泽东有些牵连的事,要交待一下。
网上有文谈到,晏阳初1922年3月在湖南进行平民教育试验时,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这可能是事实,但接下来的话,就大可商榷了。“一些毛泽东研究者认为,毛正是受到晏阳初思想的影响才觉悟要以简单、务实和经济的方式真正地打到民间中去。” 要说1922年初,毛在北京混的很不如意,回到家乡很想做一番事业,这时去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很有可能,但说是晏的思想影响,那是南辕北辙了。毛泽东去农村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去农村做“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去了,他去做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去了。去农村搞暴力革命,搞与传统做彻底决裂去了,这些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是完全的南辕北辙!

联想到有人还说什么毛时代的赤脚医生培养,也是受到晏阳初的影响,此言也大可商榷,晏的平民教育运动,包括改善乡村卫生状况,知识分子下乡,都是自觉行为,没人强迫他们。而毛时代医生下乡,是毛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强制劳动改造政策,和驱赶干部去什么五七干校,知识青年去农村,都是在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针指导下,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改造与迫害行为。在下就是在文革中被批斗之后,被赶下农村当过十年乡村医生的。是的,为基层最贫苦的农民,我和我培养的赤脚医生们,做出了很多工作,我一直视为我从医六十年,最有光彩的时段。但是那十年也是我一生最困厄的时期,面临过灭顶之灾,我的付出极多,成效很大,却灾难深重。试想我如果是自愿参加晏阳初氏的团队工作,会是这样的结果吗?晏氏和毛氏在农村问题上,也只能是南辕北辙。

当然,一定要说毛氏对晏氏有何借鉴,那也是有的。那就是毛泽东亲身参加了晏氏的平民教育工作,看到了投身此项事业,不仅要吃苦耐劳,还要有真才实学,更难的还要不计报酬,这在一生都奉行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毛泽东看来,不都是些傻子们,一世精明的毛泽东才不干这些蠢事呢。至于要真才实学,毛泽东真的没有。他一个中专生,能和那些洋博士们叫板吗?与其吃苦耐劳无利可图,那如“打土豪,分田地” 来的痛快!还能搂着财主们的大小姐,在他们家的“牙床上滚一滚”。

最后,还有一点疑问,就是毛对“民国乡建三杰” 和“南陶北晏” 中的卢作孚、陶行知,和梁漱溟,都有所评述,或当面交锋,唯独对影响最大的晏阳初先生,恕我学浅,从未见到毛对晏有任何评述。此乃为何?仅仅因为1949年之前,晏即经台去美了吗?胡适不也是那时去美的吗?他逃过了毛泽东们的口诛笔伐了吗?毛对晏为何置之不理呢?不知道就不乱说。他有后人留在大陆?有。晏氏有三儿二女,二女随父母去美,三儿皆留在大陆,要参加建设新中国。分别时有个约定,三子一年后将寄一张合影给父母,如果三个人皆过的平安,就都坐着,如果有一人站着,则表明此人处境不好。结果是三个人都站着的,仅仅一张照片,又能说明什么呢。 
 
三,毛泽东们1949年前后,对陶行知先赞后批, 判若云泥,决非偶然。是陶等在中国乡村的改良主义态度, 与毛的暴力革命, 水火不容。赞陶是为扩充实力,夺取政权。批陶还是为了掠夺农民财富。都是为一己私利的功利主义。
 
教育家、思想家,与晏阳初先生并称为“南陶北晏” 的陶行知先生,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突患脑溢血,猝然逝世,终年仅55岁。备极哀荣,成为1946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

在中国国内,各民主党派,各地各界人民团体和教育界千万群众,从7月底至12月初,长达5个月时间,上海(7000多人)、重庆(2000多人)、延安(各界代表2000多人)、南京(2000多人)、香港(近千人)等地,相继举行大规模的悼念、公祭活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南京《联合晚报》、上海《申报》等大报用醒目大标题长篇报道各地的悼念活动,还连续发表了胡乔木、钱俊瑞、吴玉章、何其芳、华岗、张友渔等众多知名人士的回忆和纪念文章。

在国外,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克伯屈、罗格等,给陶行知治丧委员会发表唁电,称陶先生“其功绩,其贡献,对于中国之大众教育,无与伦比。我们必须永远纪念并支持其事业。”

人们不禁要问,陶先生何许人也,为何寿终正寝之后,会受到各地各界,乃至国际名流如此的敬重与怀念?更为难得,几乎是空前的,悼念活动居然绵延五个多月之久。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八年抗战中,有多少仁人志士,包括像张自忠、戴安澜这样的爱国将领,为国捐躯血洒沙场,都没有得到过如此的哀荣。

当然这样的比较,并无意义,所有为中华民族做过贡献的人,不分职业、职务,乃至党派、阶层,都值得后人永久的尊敬与怀念。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可以研究探讨。尤其是这个历史人物,在“盖棺定论”之后,对他的评价,居然会发生过山车一般的变化,而且至今也还没有结论式的意见,就不能不令人做多方面的反思了。

先说说陶行知称得上是辉煌的一生。以下资料来自网上,都是事实,毋须一一注明。

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17年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口号,被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1946年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再看看陶逝世时,共方尤其是毛泽东和毛等代表组织,对陶逝世的态度。那也是有正式文献记载的,也几乎家喻户晓。
周恩来在上海于陶行知逝世当日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噩耗称:“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救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当天,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署名的唁电称:“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毛泽东又为延安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郭沫若曾赞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好一个“万世师表”和什么“古孔仲尼今陶行知” !孔子之后,堪称圣人者,似乎只有一个孟子,还是“亚圣”。尔后一些儒家信徒们,不问是董子董仲舒,还是朱夫子朱熹,能被称为‘子’,或‘夫子’者,已是无尚荣耀,从未见有人僭越,敢自称圣人;或信口开河称他人为圣人者。古往今来,也大概只有毛泽东郭沫若这样的狂热分子,敢这么胡吣乱侃。陶行知先生也是一位知进退,有自知之明的人,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怵惕不安的。

有人会说,不就是对死人的几句溢美之词嘛,何必较真呢?那些死人讣告上,尽是这些玩意,包括那些生前作恶多端的人,追悼会上还不是被说成一枝花。何况陶行知先生,毕竟一生做过许多好事,夸奖几句有何不可呢!

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位刚被执政者最高领袖毛泽东,封为“万世师表”,头上顶着接近圣人的光环的人,一夜之间,还是这个毛泽东,又一脚把陶先生踢翻在地,又发动他的属下和信徒们,对其口诛笔伐、恶语中伤、栽赃诬陷、任意丑化。对一个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为何在建国前后,对其评价有如此云泥之别?发现了陶行知有什么反共反毛的言行了吗?没有!是蒋家王朝的帮凶吗?非也,陶先生可是一贯的左派。在“七君子事件”中,陶曾联络爱因斯坦、罗素等国际名流,对蒋介石发起过抗议。公德私德有瑕疵?圣人嘛, 怎么可能!那毛泽东为什么要批陶, 老糊涂了吗?不怕舆论谴责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他背信弃义?不!毛一点也不糊涂, 毛决定批陶是1950年, 毛刚57岁,正是盛年。纵观毛的一生, 毛在处理重大人际关系上, 一生也没有糊涂过!尤其是在关系到他切身利益时,历来都是心狠手辣, 赶尽杀绝!如果一定要说对某人某事有何区别的话, 那也只是在阴谋诡计和明目张胆之间, 各有所侧重而已。

话虽这么说,但总得找个由头吧。几年后的反右,不是还玩了一把“引蛇出洞”的“阳谋”嘛。由头永远都是会有的,而且还能说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要么毛泽东怎能是搞运动的头等高手呢?就说批陶吧,陶先生不是早在1944年就吹捧过乞丐兴学的武训,并提请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孙瑜,将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嘛。虽说电影《武训传》1950年才拍成公映,姓陶的也罪责难逃!怎么下手呢,陶毕竟-直是正面形象,要迂回一下,不要太突兀,要让人们思想上有个准备。那就先集中火力批武训。明眼的人都知道,一个要饭的有什么好批的,是明在批武实在批陶。开始未点名,后来批着批着,调门愈来愈高,就指名道姓了。

都批些什么呢?也大有学问。开始只从教育思想上说“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并不完整,并且因为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而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 此言颇留有余地,弦外之音还是承认陶先生在教育事业上是有贡献的,只是“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 而已。接下来批陶的美国导师杜威,就有些挖陶先生根基的味道了。《人民教育》1950年10月号和11月号,发表了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长篇论文,说杜威:“第一,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中国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会哲学及一般哲学,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杜威的理论,立场是反动的。” 不过那时还给陶先生留了一点面子,也只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体系,最后是超过杜威主义的,但其早期主张,例如,做、学、教合一的主张,显然是受过杜威的影响。”

接下来借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陶的调门也越来越高了。先说影片“缺乏坚强阶级观点与正确的历史观点”,有“很多糊涂观念”。后来就直言不讳了。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一文,断言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是“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5月1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的这篇文章,调门又高了八度,在新加的按语里直指武训是“封建统治维护者”,影片《武训传》的要害定性为“三个污蔑”:一是污蔑农民革命;二是污蔑中国历史;三是污蔑中国民族。一个靠乞讨办学的武训,说他不赞同在农村搞暴力革命,还能扯上一点边,而党国首席喉舌《人民日报》,居然连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这样的大帽子都扣上了,想干什么呢?是杀一儆百吗?新政权初建,就来这一招,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有自己的声音吗?

事情依然没完,重要时刻,主帅毛泽东登场了。5月20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經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还说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1页)这是毛泽东在文艺领域首次向资产阶级开火。

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至此关于中国广袤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或曰以“民国乡建三杰” 和“南陶北晏” 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毛泽东彭湃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争论,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毛泽东们眼里,处处当然也包括广袤的乡村,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切都是封建的,腐朽的,都要彻底打倒。要以暴力革命方式,消灭私有制,还要和所谓旧传统,做什么彻底决裂。别管这种歪理邪说,给奉行者带来的,都是灾难、仇恨、杀戮、动乱,和经济衰退、文化没落、道德沦丧,以后在全球都破产了。但毛泽东就是靠它起家的。别看毛统治中国数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数千万百姓都惨死在他的高压之下。但是,毛本人及其利益集团,确实依仗这些歪理邪说,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包括一切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乃至治下百姓的人身,都成了毛泽东们的囊中之物,可以供毛任意挥洒消费,能说这不是他们眼中的成功吗?

因而,在乡村建设问题上,不问你是“民国乡建三杰” 的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还是“南陶北晏”的陶行知,只要你的理论和实践,与毛泽东相违的,任你做出个多大成就,都是错误的,反动的,都不会有好下场!也许有人会说毛不是夸奖过陶先生是“万世师表”吗?在延安举行的陶行知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不是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能说那时毛泽东对陶行知的思想和学说不了解吗?怎么眨眼功夫,又反动了呢?那有什么奇怪的,彼一时此一时焉,这不正是流氓政治的特点吗?对毛而言,死几千万人都不算事,背信弃义算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算什么呢?
说起流氓政治, 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态度。乡建三杰中晏阳初早早离开了大陆,逃过一劫;卢作孚49年后留在大陆,已经是一个顺民了,还是难免被羞辱至死;陶行知倒是死得其时,不再会当面受辱了。但照样被批倒批臭,盖棺也未定论,直到今天。

四人之中,梁漱溟留在大陆时间最长,和毛泽东交往也最多,也最能反映出毛泽东流氓政治的面貌。从被指斥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人”,到大庭广众之下,居然气急败坏地骂梁漱溟:“你比西施还漂亮,比王昭君还漂亮?” 扯得上吗?一付流氓腔调,和市井流氓暴粗口有何区别,还像个大国元首吗?要说用笔杆子杀人,你毛泽东才是空前的高手。几十次政治运动,几千万百姓的冤死,哪一件不是你最高指示的杰作!

梁漱溟作为一个广受关注的人物,其在大陆的经历与遭际,既有和其他知识分子相同的一面,又有其独特性。已经超过了在乡村建设问题上,和毛泽东的分歧。他的起起落落,都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他和毛泽东的廷争面折,他的屈从蛰伏,他在文革批林批孔时的咆哮:“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都有独特性。当然他也有看错了的时候,梁的儿子就曾撰文,说梁漱溟赞赏过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甚至说过大跃进的好处。背景都极其复杂,不是一篇短文能说清楚的,拟将另章专题探讨,只恐笔力不能胜任。

2014年9月初稿

2014年10月二稿

2017年4月定稿

 

茆家升:从土地私有、宗法制度说到彭湃毛泽东的暴力革命

April 20, 2017

回顾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上篇)
 

重发旧稿赘言:众人期待的电视连续剧《白鹿原》,只播出一集之后,旋即停播,对此网上众说纷纭。有一种议论,说白嘉轩们那么重视宗法制度,那怎么理解‘推翻三座大山’。对此,在下几年前发过几篇谈宗法制度的小文,此篇中谈到“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乡村长期以来,还是相对稳定的。历代的统治者,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治,基本理念是一致的。通常统治者是强势,乡村中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不得不听政府的,这时皇权和宗法起的是迭加作用;但是,如果统治者贪得无厌,恶政连年,疯狂掠夺至肆无忌惮地步。政府对乡村的剥夺,也直接损害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利益,那这些宗法制度的上层人物,经常会站在广大农民-边,这时的宗法体制对统治者,起的就是缓冲和制衡作用了。只要矛盾不是太尖锐,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种缓冲与制衡,说白了就是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对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常常起到积极作用的。”

农村、农民、农业,所谓三农问题,困绕了中国数千年,近百年来更是重大社会矛盾的焦点。从历代统治者,到相关的志士仁人,都曾给予严重关注。官方施行过不同的农业政策,官方和学界也发表过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者们也曾在官方或支持或默许或不管的情况下,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和部分地区实验性的建设与变革。尽管结果天差地别,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成功的经验,有灾难浩劫;还有更多的值得争议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话题。它们都是我们今天如何合理处置三农问题,绕不开也不应回避的真实历史。具体地说,当今执政者和官方与民间学界,对既往的历史,应该如何冷静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去认识去分析去面对。确定哪些是正确的,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错误的,应该修正和摒弃的。兹事体大,笔者只能谈一点浅显的认知理解,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着重谈土地私有、宗法制度与乡村自治,以及毛泽东彭湃的暴力革命对农村造成的长期动乱和重大伤害;下篇回顾先贤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等,及军阀阎锡山在乡村建设与变革中的有益探索与借鉴意义。

一,土地私有与宗法制度是中国乡村的相对安定,也是保守闭塞的根源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靠农耕立国古老国家,广袤的乡村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基本状况如何?有哪些合理的部分,应该保护和尊重;哪些不合理部分,亟待改进与变革?农村种种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古老乡村的政治生态、管理方式、经营理念、文化状态、道德基础、价值观念,究竟是怎样的?是否需要变革与创新?

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话题,是乡村众多矛盾的焦点。放大一点说,也是近百年来动乱与很多重大灾难的原点。换一个叙事角度说,就是谁能对农村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并能提出有益于改善乡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好政策好办法,就是在做好事,就是好人好政权,就是在推动历史前进;反之,不问你有多么漂亮的说词,打着什么蛊惑人心的旗号,只要你们的所作所为的实质,是伤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直接伤害农民健康生命者,就是千古罪人,就是开历史倒车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农村闭塞保守,愚昧落后,生产效率不高,文化科技水平低下,文盲众多,疾病丛生,如胡适先生所总结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所谓五鬼闹中华(胡适“我们走哪条路”1934年4月) 总之是远离了现代文明,当然须要变革与创新,这方面分歧不大。

这只是问题的-面,另一面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寻求生存与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勤劳质朴节儉和从善和睦友爱恭谦等优良品质,加上数千年皇权不下县,而形成的乡村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态,使我们祖祖辈辈在中国这块并不富饶,也还能平静的生存繁衍下去。

造成这种复杂甚或有些尴尬的生态状况,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主要的原因一是土地私有,二是宗法体系。两件事皆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只能简述之。

先说土地私有。中国土地私有制,最早见于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核心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从此直到1949年之前没有变过。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百代多行秦政事”。奇怪的是秦代的大一统、专制集权独裁,韩非子、李斯、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鼓吹的阴谋与酷刑都承袭下来,还发扬光大了。唯独土地私有他拒绝了,改投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了。此乃为何?是本文主旨之一,以下还要细述。

有人要问,中国历史上有过土地公有制吗?只能说可能有过。为何这么说,因为据孟子所述,夏、商、周三代,都实行土地井田制,而且是主要政治体制。这个土地井田制,“井”字中间那一块就是“公田”,也就是公有制了。可惜除《孟于》之外,别处皆无记载。所以近代学者胡适范文澜等不承认有过,郭沫若认为是“孟子式的乌托邦”。这就是说,秦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一直是私有制了。虽然这种私有制很脆弱,得不到有力保障,历代统治者都可能以各种形势来剝夺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王权至高无上,对全国有绝对的统治权。但这只是大框架,相对来说,实行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对本国有完整的统治权,否则国将不国。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看施行的是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而己。也就是说在王权时代,在大一统的框架内,农民土地私有,依然有一定的合法性,其标志就是土地证也就是田契制度。土地证藏在自己家中,毕竟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而且在王朝更迭的动乱之中,土地私有制也未改变过。据已知材料,明朝发的土地证,清朝是承认的;清朝发的土地证即田契,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是承认的,到1949年之后才作废。不过共和国暴力土改之后,也是发过红彤彤的土地证的,可惜证件还未捂热,农业合作化一来,土地证又没了。

中国数千年农耕立国,皆依赖土地生存,土地是农民命根子。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代表中国数千年来农民的心声。农民手中只要有了那并不算牢固的小本本,那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亘古不变的基本常识。中国国民性中的保守自私、重土轻迁、重农轻商,以及“落叶归根”,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等观念习俗,归根结底都是深深依恋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是的,小农经济,分散经营,产量低,自足自给,较少进入流通环节,决定了他们的保守闭塞和贫穷落后。甚至愚昧、疾病丛生、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程度低,积贫积弱,成为长期落后挨打的国民基础。因而出于增强国家实力,和提高全体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利益的需要,都必须加快农村的建设与变革。但是,所有倡导与组织变革者,都不能忘掉变革的基本宗旨,必定是也只能是保障和提高国民尤其是农民的经济收入和国民素质为根本,而不是借建设与变革之名,对广大农民和其他阶层的百姓,进行剝削和掠夺。它也是我们判定真改革与假改革的试金石。

其二,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延续数千年,且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体制。人们要问,何谓宗法体制?说来话长,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由母系社会转至男性社会时期。或者说是由对女性的生殖崇拜,转向对男性的生殖崇拜时期。关于生殖崇拜与宗法体制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贤周予同、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做过-些研究。周予同老先生1927年在《孝与生殖崇拜》一文中说到:“儒家哲学就是生殖崇拜哲学,儒家的根本思想生发于生殖崇拜,其深层是对男根的崇拜。” 这几句话现在能理解和接受的人不多了,很多人对所谓生殖崇拜哲学会更陌生,但它恰是中华民族的根。人类在丛林时代,有过漫长的母系社会,种群的生存与延续,很大程度依赖雌性物种的大量繁衍,如老子所言“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这是母性生殖崇拜时期。大约到了距今六千多年前,即半坡仰韶文化期间,经出土文物证明,中国先人们已经从母系社会开始走向父系社会,即由女性生殖崇拜,开始转向男性生殖崇拜。

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由于男性的被解放,生产力大大的发展了,但男尊女卑的积弊,也由此滥觞了。到了夏、商、周王朝时期,完整的封建宗法制度形成了。其核心是“嫡长继承制”,以保证男性主宰的“家天下”可以延续下去,家族的利益可以延续。再到了孔子年代,儒家学说主宰了社会,其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权至上,上尊下卑,男尊女卑,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汉代董仲舒又把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与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儒家学说就有了宗教神学色彩。 “三纲五常”就成了天意,天意不可违,“三纲五常”就成了维持封建统治几千年的基石。

说到几千年来的宗法制度,对现当代的影响,我们大致可以寻找出如下的轨迹:由生殖崇拜一一图腾崇拜一一祖先崇拜一一宣扬孝道一一崇尚血亲,而至迷信血统,组成血亲纲络,直至顽固的权贵利益集团以上就是乡村乃至全国宗法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也是当今所谓“太子党”、“红二代”、“官n代”聚集的历史根源。他们只能代表家族利益、血亲网络利益、权贵集团利益。因而他们只能是封建的、落后的、僵化的,乃至是反动的,是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势力,别管它一时势力如何强大,能呼风唤雨,君临天下,终将被民主宪政的大潮淹没。

近一百年前陈独秀先生曾提出过“万恶孝为首”,并列出孝的十大罪状,言论虽有些过激,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今天作为问题可以讨论,但不宜宣扬,易被误读产生歧义。

话说远了。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广袤的乡村,看看宗法制度对乡村的政治生态,乡村经济诸多方面,究竟有过怎样的影响。它和城市里和官场里,都是一样的吗,有过维护农民们尤其是贫苦的农民们利益吗?宗法体系的上层,具体点说就是那些富裕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他们和广大的贫苦农民之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客观-点说,别问中国的这种古老的僵化的宗法制度,再寻根究底联系到儒家的三纲五常,对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阻挠与桎梏。就其对中国广袤的乡村而言,是有其两面性的。宗法体制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对广大乡民先是同姓同宗,再扩展至异姓乡亲,都有一定维护的,乡村中最贫穷最困苦,甚至一些无业游民,地痞懒汉生活无依无靠者,很多时候也是依赖大户人家,也就是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庇佑,说白了还是依赖宗法体制的余阴,得以生存下来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宗法体制奉行的是儒家学说,所谓仁者爱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的儒家民本思想人道主义。这些中小地主和士绅们,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承者,和传统道德的维系者。宗法制度不是一级政权,但它在基层,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某些方面能替代一级政权。在姓氏的词堂里,以执行“家法”名义,对氏族中所谓不良分子,予以惩处。最重者甚至可以“沉塘”“绞杀”!而惩处的标准,常常是一个“德”字,这个“德”基本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比如对所谓不贞女子,施行“家法”, 依据就是男尊女卑和什么夫为妻纲。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乡村宗法制度中的上层人物,就是那些地主士绅们,在对同宗和异宗中的穷苦民众有若干关照与庇护的同时,也有剥削、压迫和歧视。后者是乡村中的弱势人群,与富人们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常态下,只要矛盾着的双方,都没有过激的行为,或是说贫富差距不是过大,社会秩序还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这种相对稳也很脆弱,遇到非常时期,比如灾荒、时局的动乱,最具代表性的是暴力土改来了,相对的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就可能是大动乱大破坏。其根本原因还是利益的驱动。富人们都想守护好自身利益,穷人们则想尽快富起来,最好是一夜翻身,怎样才能实现,当然只能依仗暴力了!而一旦只依仗暴力来掠夺财富,这个社会还能平静吗?

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像暴力土改这样非常时期,毕竟是罕见的。乡村长期以来,还是相对稳定的。其深层次原因,还是依赖了儒家学说。历代的统治者,包括朝廷命官的各级官员,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治,基本理念是一致的。通常统治者是强势,乡村中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不得不听政府的,这时皇权和宗法起的是迭加作用;但是,如果统治者贪得无厌,恶政连年,疯狂掠夺至肆无忌惮地步。政府对乡村的剥夺,也直接损害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利益,那这些宗法制度的上层人物,经常会站在广大农民-边,这时的宗法体制对统治者,起的就是缓冲和制衡作用了。只要矛盾不是太尖锐,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种缓冲与制衡,说白了就是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对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常常起到积极作用的。

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各地各时,乃至各民族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各各有别。如果解决各种矛盾的方法,只用毛泽东式的阶级分析和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从过去的实践看,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农村的全面情况,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执政者是在效法斯大林,对中国农村,实行彻底的掠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古老的中国虽然远离了现代文明,但依然保留了很多中国式古老的文明,离开了它们,所谓文明古国,就是一句空话。它也是中国农村前进与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忽略它抛弃它盲目改造它,必然会引发农村大乱,甚至民不聊生,这方面的教训是太深刻了。怎样的改革才是合理的,是摆在国人面前严峻的话题,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必须认真严肃的对待!
       
二,彭湃、毛泽东式的农民运动,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和消灭富农的中国版,历史证明它给中华大地带来的伤害与破坏,是全面的、空前的、极其严重的,有些是极难修复的。彭湃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有其标本意义。
 
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成立大会, 是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的主持下召开的。以后长时期中共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有责任给中共支部以物质援助和理论指导,比如定期发放一定数量的卢布。当然也就有了对中共指手画脚的种种权力,包括领导核心人员的组成,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后共产国际的驻中国代表如鲍罗廷、越飞,直到长征时的指挥官李德,都是中共头上的太上皇。不厘清这个事实,就不能理解中共的许多政策,为何和苏联惊人的一致。中共领导人都在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也有个别不听话的,比如陈独秀,但很快被边缘化,直至开除出党。

但是,中共和苏共所走的路并不一样,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也就是说中共是发动农村革命起家的。当然也不能忽略了中共早期,也搞过夺取城市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两次攻打长沙、攻打赣州等。因为都失败了,才决定革命从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广袤的农村开始,即土地革命。

中共党史通常称1927一一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提前,至少可以提前到1924年7月3日,即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开学的日子。虽说那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 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农讲所”还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办的。但我们只要重温一下当时广州“农讲所”,和同年3月成立的武昌“农讲所”里,所学习的科目,和因理论联系实际需要,而取的革命行动,就能理解那短期培训班式的“讲习所”,在中共的革命史上,起到过怎样的指导作用。如广州农讲所第一届共有学员3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名,彭湃为主任。讲习所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开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如《帝国主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史概要》、《中国农民问题》等,也开设军事训练课程。军训时间占1/3。此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现状及问题。学生毕业后须回原地,从事当地的农民运动。

再看看武昌农讲所。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了700多名学员。

3月7日开课。4月4日,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职员中有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周以粟、夏明翰等。毛泽东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会,指导学员下乡调查,通过实践掌握革命的理论。

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镇压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反革命暴乱以及粉碎反动军官夏斗寅的武装叛乱的实际战斗,不仅学到了革命理论,而且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

1927年6月18日结业。学员们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革命的骨干。

这些骨干们可以是一群人或十几个人,有时可以是一个人几个人,走进本来是相对平静的农村。去干什么呢?去造反!具体点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农村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就是这样起家的。以上提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有两个人最受注目。一是广州农讲所第一期和第五期主任彭湃,另一位当然是灵魂人物毛泽东了。他俩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农民王!彭湃烈士1929年就牺牲了,而毛泽东则主宰了中国人命运几十年。
 
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述两位农民王,当年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毛泽东,从发动农民革命起家,直到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新政权里,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农民们,却受到的伤害最大:从户籍制度分成农和非农,把亿万农民作为二等公民,圈死在农村里;再到经济政策上的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产品价格压的很低,推行统购统销,任意剝夺农民的利益;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以农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亿万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耕牛农具等所有生产资料,最后连活命口粮,也被以“反瞒产私分” 强行搜刮走。结果仅三面红旗一役,就饿死了三干多万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而这一切罪恶的始作俑者,且怙恶不悛死不改悔者,竟然都是号称“农民王”的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是毛泽东背信弃义,建国后忘了帮助他打天下的农民兄弟,而致在农业政策上,出现的一系列失误,酿成的恶果。还是毛泽东这个所谓农民王,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起,就是在反剝削、反压迫、均贫富的名义下,鼓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所谓和传统决裂。从而要在古老的中国广袤的农村,掀起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而革命的实际行动,就是从井冈山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 开始,经过十年的土地革命。对乡村中的地主富农士紳们较富裕的农民,施行疯狂的打砸抢,直到把他们斗倒斗垮,有的杀掉,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起来。再分掉他们的田地房屋财产,有的还分掉了他们的老婆女儿。这样的大革命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而且从“农讲所”到1976年9月,别问中共换了多少届领导人,从农村大革命的角度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群伦的一号人物,始终站在舞台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农村问题,几乎全凭毛泽东主宰,而且数十年是一根“红”线,贯穿到底的,并沒有建国前后的区别。或是说就中国农村的变革而言,不能说一切功过是非,全由毛一人担当,比如大跃进时数千万农民被饿死,只追究毛的一个人的罪责,固然是不公正的,但从已披露的史实看,毛泽东绝对是罪魁祸首,且怙恶不悛,到死也没有一丝省悟。纵观其一生,是古今以来,中国第一暴君! 对这样祸害中华民族至深至重的恶魔,只能永远把他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国人永远以此为戒!

而另一位被毛亲口封的什么“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他的遭际,他的大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则给了我们有关农民运动,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以说,对他们的反思,有着标本意义。

彭湃的身世与毛泽东大不一样。毛只是一个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却不安心务农,也不认真读书,只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物。彭湃则出身于大地主,或曰名门旺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长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是基督教徒,后受俄国十月革影响,信奉马列主义。归国后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影响。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权创办的农讲所的创始人,又是重要的理论教员。

彭1921年夏回国时,曾被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后辞去。1923年发动农民运动,任农会会长。农会会员达两万户十万人,后农会快速发展至全省,彭任省农会会长。后因利益矛盾与灾情,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农会骨干转入地下,彭湃投反陈炯明的孙中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部分势力在上海开始清党,捕杀中共成员,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故又史称“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彭湃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 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彭湃当选中央委员。7月2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

国共分裂后,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海丰、陆丰两县。发动、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彭湃当众烧毁自家祖传田契,将自己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同时自己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民主)政府,为最早的中国苏维埃地方政权,形成割据势力。制订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主张“一切田地归农民”,实践“耕者有其田”。因“四一二”清党开始的“白色恐怖”地主得势时采用恐怖手段滥杀农民、农会成员,而当地农民复仇时则以牙还牙也采取恐怖的方式折磨虐杀反对者。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特委书记”。苏维埃政权里的共产党员有85%是当地农民,2.3%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而他们同时严格受到“东特”的控制。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1928年2月29日,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撤至大南山地区。

1928年7月,彭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彭湃在狱中屡遭酷刑,拒屈,8月30日被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以上是摘录于维基百科的彭湃词条,应该是信史。早年他是出于信仰抛弃财产而投身革命,以后历经磨难,依然革命意志坚定,九死未悔。直至被叛徒出卖被捕,狱中屡遭酷刑,坚贞不屈,终遭杀害,年仅32岁。表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彭湃烈士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但是,彭湃烈士革命的一生,还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本着寻求历史的真实,和对烈士的事业,尤其是他这位“农民运动大王”所从事的农民运动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果不为烈士讳,彭式的农民运动,总体来说,和毛泽东一样是失败的,它并没有给他那个国中之国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子民们,带来幸福安康和富足,而是动乱逃亡,相互仇恨和杀戮,以致“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此乃为何?是有悖于彭湃投身革命的初衷,还是他也奉行的是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网上有材料表明,应该是后者,即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暴力革命的后果?至于施行过怎样的暴力?造成怎样的恶果?网上还有一篇题为“恐怖的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可供参考。下面是此纲领的要点: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也许事实并没有如此恐怖,但革命地区八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逃难,即可反证暴力革命的残酷、暴虐和恐怖!而维基百科中的这一句话,“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 说明彭湃对这样的恶果难辞其咎。

为了说明一种歪理邪说带来灾难的广泛性,我们不妨再抄录一段,1947年边区暴力土改时,农会公布的有关条例,来证明毛泽东、刘少奇氏的暴力土改,和彭湃的海陆丰起义,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指示,“一切权力归农会” 的精神,率先成立乡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问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装穷的地主,化装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一一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一一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大恶极的富农,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中农必须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丶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懒汉帽子。

《告农民书》最后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丶审查丶批评丶处罚丶表扬丶教育的权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认真分析一下,两者有相同也有不同。海陆丰苏维埃时代还可以避难港粤,而晋绥土改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了。当然,49年之后的海陆丰,农村问题上,和全国一样,只能是亦步亦趋了。

但是,未想到的是,上世纪1920年代,彭氏农村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相互仇恨和杀戮,居然会在40年后风云再起,即1966年文革开始,海丰发生了反彭湃事件; 彭湃的堂侄彭科于1967年被斩首示众(涉案者文革后被追究法律责任);曾任海丰县长的彭湃三子彭洪从广州华南农学院水稻生态研究所被抓到海丰批斗,1968年遭残害致死;年近百岁的母亲周凤亦遭到批斗致伤并被捕入狱,(早在1956年赴京,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接见,被誉为“革命母亲), 后经周恩来干预方获救。
 
就在彭家人在北京为营救周凤老人而奔波时,千里之外的海丰,“反彭”浪潮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史料记载,1967年,“反彭”分子扬言获得林彪“批示”,在海丰制造了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一一一

同时, 彭湃之子被抓走批斗,失踪十年成谜

1968年9月1日晚,彭洪从牢房被押走。接着,紧挨着的公安局大楼内,响彻着吆喝、毒打、惨叫、呻吟的声音,持续至深夜。一会儿安静后,杂乱、急促的脚步声又出现了。一个老干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见几个人用床板抬着不能动弹的彭洪,把他扔回关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包裹着的彭洪尸体… 1978年11月,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

试问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正宗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御封的“农民运动大王”,中华大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彭湃的家族,进行如此丧心病狂的迫害?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在四人帮垮台之后,习仲勋主政广东后,在对彭氏血案平反过程中,还有人顶着不办,还扬言要上告中央?下面转一个小贴子。

力排阻扰,习仲勋揭开“反彭”盖子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随即揭开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盖子。这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习仲勋提出,应为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人表示,对“反彭”事件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彭氏血案终于在叶剑英、习仲勋等领导的直接干预下,获得了平反,但却并非如善良的人想象的那样,好人扬眉吐气了,坏人受到了严惩。对此网上也有一个小贴子,谈到此事。


3200多人获平反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
 
在彭家获平反昭雪后,陈平和儿女没有要求严惩迫害彭洪的凶手。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

于1929年为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湃,在九泉下或许不会想到:他的历史功绩曾一度遭到篡改,他的骨肉也为之蒙难。今日前来瞻仰彭湃烈士的后辈,或许也并不了解这些。记者注意到,在红宫、红场革命遗迹中,并不见有人谈起此事。

既然实地采访的记者,都不谈此事,我们后来人还能说什么呢?但总是感到疑虑重重。它究竟是文革中的孤立事件,还是与40年前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时的相互厮杀,有某种关联?如果是前者,别说是对彭湃烈士的母亲和后人,即使是普通刑事案件,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800多名重伤残,3000多人受伤,亦是一件极严重的事件,按常理那些涉案人员,在尔后的清理文革三种人活动中,必定会有相当的案犯和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我们在网上并未查到相关报道。更不可解的是,为何彭家后人等,在3200多人获平反后,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只说“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吗?还是历史根源太深,抑或有些难言之隐?

其实仅“怨怨相报” 四字, 已经透露出很多信息了,起码表明它不是文革中孤立事件,而是积怨已久。而怨从何来?虽未见正式记载,但回顾历史,只能是40年前的暴力革命了。只能推测出,当年的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是极其严重的,仇怨经久积聚,等待时机,终于在文革中,据网载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施行残酷的报复了。

行笔至此,我十分理解,也非常敬重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的宽容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很讲恕道的,所谓仁者爱人。他们提出的“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无啻于天籁之音。是毛时代什么阶级斗争为纲,全社会成了一架硕大无朋绞肉机年代,久违了的声音。但愿我的祖国,我的同胞能早日从人整人人吃人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同胞之间互敬互爱,共建美好的家园,应该不是奢望。无论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再多,都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革的方式解决的,都没有理由要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恐怖年代,它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太大太深太重了。
(此文曾被收入中华文本库)
                                   2014年7月初稿
                                   2014年8月二稿

五柳村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 中午11:12收到

莫言: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

April 20, 2017
[摘要]我回想三十多年来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子,找点可吃的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了吃我浪费了太多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渐渐地不灵光了。

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

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我叔叔的女儿比我大四个月,当时我们都是四五岁的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位姐姐每人一片发霉的红薯干,而我总是认为奶奶偏心,将那片大些的给了姐姐。于是就把姐姐手中的那片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后又发现自己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

这样三抢两抢姐姐就哭了。婶婶的脸也就拉长了。我当然从一上饭桌时就眼泪哗哗地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息着。奶奶自然是站在姐姐的一面,数落着我的不是。婶婶说的话更加难听。母亲向婶婶和奶奶连声赔着不是,抱怨着我的肚子大,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生了这样一个大肚子的儿子。

吃完了那片红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但又必须吃。于是就边吃边哭,和着泪水往下咽。我们这茬人,到底是依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呢?我不知道。那时想,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但还是有一些人强撑着将村子里的死尸拖到村子外边去,很多吃死人吃红了眼睛的疯狗就在那里等待着,死尸一放下,狗们就扑上去,将死者吞下去。过去我对戏文里将穷人使用的是皮毛棺材的话不太理解,现在就明白了何谓皮毛棺材。

后来有些书写过那时人吃人的事情,我觉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现象。据说我们村的马四曾经从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烧吃,但没有确证,因为他自己也很快就死了。

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于是就不再吃土。

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

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

去年我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饿到极处时,国家发来了救济粮,豆饼,每人半斤。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就没有了,仿佛在口腔里化掉了。

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分给他家的两斤豆饼在往家走的路上就吃完了,回到家后,就开始口渴,然后就喝凉水,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候的人,肠胃像纸一样薄,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水肿,我们一般孩子都挺着一个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在里边蠢蠢欲动。都特别地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去八碗野菜粥,那碗是粗瓷大碗,跟革命先烈赵一曼女士用过的那个差不多。

后来,生活渐渐地好转了,基本上实现了糠菜半年粮。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放在缸里。夜里起来撒尿,我也忘不了去摸一块,放在被窝里,蒙着头吃,香极了。

村子里的牲口都饿死了,在生产队饲养室里架起大锅煮。一群群野孩子嗅着味道跑来,围绕着锅台转。有一个名字叫运输的大孩子,领导着我们高唱歌曲:

骂一声刘彪你好大的头,
你爹十五你娘十六,
一辈子没捞到饱饭吃,
唧唧喀嚓地啃了些牛羊骨头。

手持大棒的大队长把他们轰走,一转眼我们又嗅着气味来了。在大队长的心目中,我们大概比那些苍蝇还要讨厌。

趁着大队长去上茅房,我们像饿狼一样扑上去。我二哥抢了一只马蹄子,捧回家,像宝贝一样。点上火,燎去蹄上的毛,然后剁开,放在锅里煮。煮熟了就喝汤。那汤的味道实在是太精彩了,几十年后还让我难以忘却。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玉米田里去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熟,撒上盐少许,用大蒜泥拌着吃,鲜美无比,在我的心中是人间第一美味。

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味比羊肉的还要鲜美,母亲嫌脏,不许我们去捉。

生活越来越好,红薯干终于可以吃饱了。这时已经是“文革”的后期。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我记得六婶把她女儿头打破了,因为她赶集时丢了一毛钱。分了那么多钱,村子里屠宰组卖便宜肉,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也许更多一点,要犒劳我们。把肉切成大块,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的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索性将心一横,不顾后果,全部吃完,豁出去挨打挨骂。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婶婶家,要我送饭给他们吃。我总是利用送饭的机会,掀开饭盒偷点吃,为此母亲受了不少冤枉。这件事至今我还感到内疚。我为什么会那样馋呢?这恐怕不完全是因为饥饿,与我的品质有关。一个嘴馋的孩子,往往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很差的人,我就是。

20世纪70年代中期,去水利工地劳动,生产队用水利粮蒸大馒头,半斤面一个,我一次能吃四个,有的人能吃六个。

1976年,我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第一顿饭,端上来一笼雪白的小馒头,我一口气吃了八个。肚子里感到还有空隙,但不好意思吃了。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大肚子汉了。”司务长说:“没有关系,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还是那样的馒头,我一次只能吃两个了。而现在,一个就足够了。

尽管这些年不饿了,肚子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总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捞不到吃够似的疯抢,也不管别人是怎样看我。吃完后也感到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吃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吃一点呢?让人也觉得我的出身高贵,吃相文雅,因为在文明社会里,吃得多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好多人攻击我的食量大,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啦,埋头苦干啦,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便下决心下次吃饭时文雅一点,但下次那些有身份的人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狼一样。

我的自尊心更加受到了伤害。再一次吃饭时,我牢牢记着,少吃,慢吃,不要到别人的面前去夹东西吃,吃时嘴巴不要响,眼光不要恶,筷子要拿到最上端,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梗或是一根豆芽,像小鸟一样,像蝴蝶一样,可人家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我可是气坏了。

因为我努力地文雅吃相时,观察到了那些攻击我的小姐太太们吃起来就像河马一样,吃饱了后才开始文雅。于是怒火就在我的胸中燃烧,下一次吃那些不花钱的宴席,上来一盘子海参,我就端起盘子,拨一半到自己碗里,好一顿狼吞虎咽,他们说我吃相凶恶,我一怒之下,又把那半盘拨到自己碗里,挑战似的扒了下去。这次,他们却友善地笑了,说:莫言真是可爱啊。

我回想三十多年来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子,找点可吃的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了吃我浪费了太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渐渐地不灵光了。(文/莫言)

 
—— 原载: “北京文艺网”微信公众号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Tuesday, April 18, 2017

不是所有的“政治套利”都叫《人民的名义》

April 19, 2017

2017-04-18 21:46 来源: 娱乐资本论
作者: 红拂女吴立湘

《白鹿原》停播了!

4月17日下午,娱乐资本论综合了多方可靠信源得知,才刚播一集的史诗大剧《白鹿原》因为??“政治原因??”遭遇紧急停播。

说起这部剧,真是一部风雨飘摇的悲催史:立项就花了十年,起始投资2.3亿又超了6、7000万,没编剧敢接还几易导演,首播收视率两家卫视均未过0.7%,今天(17日),又遭遇了最后一击!

它还能不能复播?什么时候复播?没人知道。

都播了一集还被咔擦中止,这在国产剧史上也是少有的事。上一部因为所谓的“政治原因”被停掉的史诗剧,还是张黎的《走向共和》。而另一部影响过大的禁播剧,则是涉嫌影射“上海第一秘”秦裕案的《蜗居》。

涉及政治相关的电视剧投资风险之高,令人望而却步。即使是有最高检为其背书的《人民的名义》,在筹备时也有几家投资方临时撤单。

“投到了这剧的机构确实牛,但没投到的也不是傻。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搁我身上我也不投。”一位投资人在圈内如此直言。

其实最近《人民的名义》热播,确实带动了一批反腐IP、官场IP的热炒,甚至带来了不少风投关注。而当年新任领导班子组建、尤其是几次文艺座谈会之后,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在按照“书单”谋划影视新作。这种行为,无疑有点“政治套利”的嫌疑。

但一边是大尺度论政治的《人民的名义》持续热播,吃瓜群众纷纷歌颂“越来越开明”,一边是《白鹿原》被突然中止,冷冰冰的现实给人泼了一盆水:尺度并没有大开,文艺作品在“政治套利”中的风险依旧不可控!

紧急停播?几次挪档已有先兆

首先复盘事件经过:大约在下午三四点,微博上已经全都是“白鹿原停播”的消息,但当娱乐资本论第一时间致电该剧制片人时,他却一脸懵地表示,完全没听到这个消息。

但到了今晚,小娱发现江苏卫视在此时播出的是电影《港囧》,而安徽卫视播出的是综艺《耳畔中国》。据内部人士透露,目前接档剧都已经定好,“只等明天一起发布新公告。”

实际上,剧版《白鹿原》的命运确实很不顺利。去年秋季,是该剧第一次定档,当时安徽卫视已经打出预告,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之后播出消息又再次杳无音信,微博博主@影视剧透社称,因为《白鹿原》没能如期过审,才空降了一部都市剧来“填档”。

娱乐资本论梳理资料发现,当时《白鹿原》已经杀青长达九个月了(2016年1月15日杀青),也就是说,后期、审查均耗时不短。

接着,2016年年底,该剧将要播出的消息再次弥漫坊间,但这次,消息也很快销声匿迹,小娱当时已求证片方工作人员,对方只用“后期制作尚未完成??”来回应。

种种迹象都表明,作为一部史诗大剧,即使初次审查最终通过了,但只要剧中涉及敏感人物和剧情又要重新审查,《白鹿原》的前前后后折腾肯定比一般电视剧要复杂得多。如今被紧急停播,也许早有先兆。

漫漫十年立项路,

却仍遭无情“剪刀手”

值得一提的是,《白鹿原》光立项就折腾了十年。能把这部陕西的鸿篇巨著搬上荧屏,是??“影视陕军??”领头羊光中影视董事长赵安和他兄弟赵军(也是该剧总监制)的毕生心愿。

这部剧为何立项如此难?小娱请教了执笔过历史正剧《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编剧汪海林,他认为,小说本身属于史诗名著,可能在立项时被划分到了??“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所以审查会特别严。

何为??“重大历史题材??”?特指总局关于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涉及到朝代更迭、知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会被划分到这一题材。而这一题材的审查过程是:先要审全剧本,然后成片初审、播出前还要再审。

说到这个机构,不得不提到张黎导演的《走向共和》。虽然2003年一时登陆央视一套的黄金档,但由于剧播到中后期,引发业内人士和历史学界质疑等问题,该剧并没能如期完成播出,而被迫中断下档。为免出现《走向共和》类事件,为了加强此类题材的管理和审查,广电总局专门成立了对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和特约审查单位。

资料显示,2015年和2016年,全年近400部国产剧中,??“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仅仅有7部和8部,占比很低。

小娱曾经报道过的《大秦帝国3》,2013年就已杀青,之后即使经历了换演员重拍事件耽搁了一段时间,但主要还是因为来来回回的审查,以及卫视的档期配合,才拖到了2017年播出。

其实剧版《白鹿原》遭遇这么多“变故”,其实在小说阶段就已有先兆。当年茅盾文学奖评比时,主办方对原版小说中一些人物的命运走向和结局认为不妥,要求陈忠实重写一版,这才评上了奖。

是哪些人物的哪些结局?据资深书粉透露,书中参与共党的鹿兆鹏,是个老革命,在白鹿原上搞农运和农民讲习所,土地革命时期也当过副政委,这个人要说原型可以追溯到粟裕,但在书中他到解放前夕竟然还只是一个联络科小科长,不得不引人侧目。

更重要的是,最后,鹿兆鹏还落得生死不明的下场。以及白灵、王政委、黑娃等人都曾投身革命,但结局都很惨。毕政委、白孝文等投机分子倒是可以“苟活”下去。

一言以蔽之,通过这些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折射出来创作者对很多已经被定性了的历史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而陈忠实本人的悲观历史主义观,及其对1966年事件的一些看法,也让人无法忽视。

汪海林也告诉小娱,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叙事视角、剧情细节、人物命运走向等其实被抠得很严,书中有“乡约”、“祠堂”等大面积的封建宗法制的描绘,是故事的重要大背景,而且创作者的态度其实有些语焉不详,“白嘉轩给予那么多同情给宗法制度,那推翻三座大山还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这些敏感问题,《白鹿原》剧方肯定已经意识到了。仅播的一集中,能看到好几处明显的删减痕迹,封建宗法制背景被弱化了不少,如果不是演员们身着民国打扮,几乎都看不出是哪个时代的戏,“拿粮食换媳妇”这种封建“糟粕??”也点到即止了。

原著里还有一段用红枣塞女性阴部以养生的封建愚昧剧情,剧版受限于尺度也已进行了“自我阉割”。

叙事视角也从原著中的旁观者视角变成白嘉轩的主观视角,主打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亲子关系、同族关系等等。总而言之,原著中那种冷静旁观者对那个年代农村??“愚民??”们盲婚哑嫁的宿命悲哀已经没了,如果不是《白鹿原》翻拍,它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一批人的爱恨情仇而已。

即便如此小心翼翼,它还是被紧急停播了。

“政治套利”是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实际上,《白鹿原》有一个“难兄难弟”,那就是2003年播出的《走向共和》。该剧于当年4月播出,但在1个月后便火速被禁。

至于被禁的理由,有媒体曾报道张黎的含蓄解释,“不可能全部都是客观的、一点我自己主观的内容都不存在,你少不了对某些场景进行解读,这里面也有个人情感的部分。”

也就是说,审查可以过,但此一时彼一时,审查时没问题不代表播出后也会一帆风顺,对于这种题材的电视剧来说,也许审查不是最难过的,最不可控的是播出后的民意解读。当但是一旦在野的舆论形成了,给当局造成了解决的压力,电视剧被中断生命便有迹可循了。

即使是近期的弄潮儿《人民的名义》,播出无恙、天天高收视高话题,民间的解读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发挥的。

小娱从多位媒体同行处得知,近期关于该剧的人物命运走向分析的稿件过多,涉及到可能扰乱社会民心等理由,上峰已对多家主流媒体发过口头警告,不允许再就此大做文章。

此前小娱在微博看到的例如??“侯亮平的身世揭秘,原来他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继承人”、“祁同伟的黑化之路,才是这部剧的尺度所在!”等揭秘性文章,也早已因不可抗力被删除。

看来,看剧就看剧,乐呵乐呵??“达康书记??”的表情包即可,万勿深度解读。即便是那些错过了这部剧投资红利的投资人们,他们也并不会觉得可惜;毕竟,谁也很难预料高回报高风险的VC行业,风险会高到什么程度。对于这样的项目,“回避”、不去趟这趟浑水,其实是最安全的方式。

据汪海林透露,他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在审查时也遭遇很大压力,戚的事迹除了抗倭还有北上朔边,但可能涉及到民族争端,所以这条线索性没让写;而打日本人的片段也被删减了大半。最后,剧是如期播出了,但看上去戚这个人只剩下抗倭了……

“我们这说是文艺工作者,其实还是意识形态工作者,上峰的意见还是要时刻揣测的。”汪海林直言。由于被绑手绑脚、这也不让拍那也不让写,加上审查过程极其复杂繁琐,这些年来碰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是越来越少了。

而且,这种苛刻的审查会给制片方设立很高的成本屏障,试想,要先拿全剧本去审查,能过的才能拍,首先就要支付一笔编剧的费用,而全中国能有如此水平的编剧又有几个?而如果不能拍,这笔费用管谁要去?

何况,《白鹿原》的剧本,是编剧申捷耗时两年半、从原著的五十万字扩到了七十万字,阅遍几十本小说写就,加上总投资的2.3亿(还追加了6、7000万),这次的紧急停播事件,对平台方安徽、江苏卫视以及独家网络版权方乐视视频来说,都是五劳七伤。人力物力的耗损无法用言语表达。

对于投资人来说,经此一役,也许未来在投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时会更加谨慎吧。

说一个故事吧,余华当年和张艺谋拍《活着》,张艺谋对余华说,这些敏感镜头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拍才不会被删除。余华听了觉得很佩服张艺谋,真是和总局身经百战。但是到审片意见下来之后,余华发现这些敏感镜头还是一个一个被删掉了。

余华说,“我从此再也不佩服张艺谋了,我只佩服GCD。”

王海涛:以《人民的名义》娱乐人民

April 19, 2017

2017 年 04 月 17 日 由 thchen发表于 华夏快递

很多年之后,一些日本人才明白,当年他们的先辈侵略中国,给中国的娱乐产业提供了创作影视剧提供了“抗日神剧”IP。

很多年之后,一些已经死去很久的中国人的在天之灵才明白,当年他们浴血奋战反抗侵略,只是给子孙后代的娱乐事业提供了素材。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日本人的野蛮侵略和我们先辈的流血牺牲,我们今天的一些影视编剧该有多么无助,我们今天的一些电视观众该有多无聊。

这样说,当然是有些偏激的,但我认为这种偏激也是真相的一部分,那就是荒诞。当我认识到这部分真相,就再也无法参与那种娱乐了。这就是我抗拒“娱乐型”抗日剧的原因。

娱乐,是“食色”之外,人类最大的需求。我们是一群一切皆可娱乐的“人民”。

说到“人民”,就想到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愚人节那天,我在酒店大堂翻看报纸,发现报纸用两个“要闻版”的篇幅,介绍了这部刚刚开播收视率就高开高走的片子。

它是一部反腐大剧,有80多个演员,其中约40个是一线明星,他们在戏里飙戏,他们把反腐的目标指向了“副国级”。

故事一开始,陆毅扮演的检察官去调查一个住筒子楼、一脸老好人形象、在家就着大蒜吃杂酱面的处长。处长冷静地对陆毅说,处长算个屁啊,在北京一板砖下去能砸到一大片处长。陆毅说,有些处长的权力很大,甚至给个部长也不换。处长对陆毅说,你这个思想认识有问题,权力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当陆毅告诉处长,已经掌握了他有豪华别墅、且里面藏着2.3亿现金的事实时,处长腿软了,崩溃了……

你看,这个剧,光开头就够吸引人了,这是多么好的素材多么好的情节。演员们的表演,更是好评如潮。《人民日报》官微评价说,演技炸裂,入木三分,用心演戏的演员从来不缺拥趸,温润时代心灵的大剧一定有感染力……

我佩服的不是演员,而是编剧。可是,我又怀疑,如果不是当初能源局原副司长魏鹏远落马提供了家藏数亿现金的真实故事,《人民的名义》的编剧、知名作家周梅森恐怕是极难写出这样的剧本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实中的故事,远比影视剧中的故事有意思;一个处长所经历的人性淬炼,远超编剧们的想象力。

是的,不需要经过多年,我们就已经知道,魏鹏远们的落马,只是给编剧们提供了他们想象不到的素材,从而“娱乐”了我们这些更加欠缺想象力的大众。

我相信,拍摄这样的反腐剧,是因为它具有“教育功能”,这是它“热播”的前提。

说起热播剧,我竟然想到了某些抗日剧,那才叫经久不衰。从《地道战》到如今,一代代人被它“滋养”,它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渐渐演变成了娱乐功能——抗日剧变成了抗日神剧。近些年,“抗日神剧”仿佛已是一种产业。

中国很多类似的产业——它们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但却兴旺发达。比如,本来不该有官场小说,但由于官场故事太多,于是就有了官场小说。比如,本来街上不该有“办证刻章”的广告,但由于我们太需要证件和公章,于是就有了办证刻章的一条龙服务。比如,本来不该有学区房,但是由于我们小学有三六九等,于是就有人专门从事炒学区房了。

总之,制造问题,解决问题,消费问题,这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产业。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发家致富,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颠沛流离,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戏骨”。看到报纸上说,一群“戏骨”以很低的价格接了《人民的名义》,然后在里面飙戏,我感觉有些异样。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所谓戏骨,距离魏鹏远们差得太远了。魏鹏远的故事那么穿透人性,几乎告诉了我们某种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可是编剧们能做的,也只是用他的故事娱乐大众。

从收视率上讲,这部戏应该会很成功。豆瓣上的评分已经超过9分,称这部戏还原了官场现状的很多规则和特点,相当于中国版的《纸牌屋》再加上1000部把暗讽改成明喻的《我不是潘金莲》。

但我认为这部戏跟《纸牌屋》没有可比性。纸牌屋的情节可以发生在白宫,而这部戏的情节只能发生在“汉东省”,而中国根本不存在这个地方。

这样说,好像太较真了,较真就没有意思了,不就是一部戏么?官员需要教育,人民需要娱乐——从这个角度而言,《人民的名义》,就是以教育官员的姿势娱乐人民,所以它绝对应该热播。

作为一个非商业人士,我认为众生都不喜欢“被教育”,而普遍需要“娱乐”。人民的名义,对官员的教育效果难以知晓,但对大众的娱乐功能却是一目了然的——这是“好产品”的特征之一。

如果一个产品不能“让人快乐”,恐怕是难以成功的。

“让人快乐”的本质功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打发无聊”。无聊的人越多,无聊的时间越多,市场空间就越大。比如智能手机之所以几乎人手一个,因为它可以填充任何碎片时间,太利于打发无聊了。

打发无聊,就是娱乐。

在人类看来,一头猪的一生,都是无聊的,或者说,无聊,贯穿了猪的整个一生。有些人给你饲料,其实就是在把你当猪对待。有些饲料配方精细、包装精美,确实做到了娱乐性极佳,美味可口,甚至容易上瘾。你能够辨别什么是饲料,才能避免被当猪对待。

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是价值观,那么,你的价值观决定了你“配”吃什么东西以及觉得什么东西好吃。

来源:禁书网转发自海涛评论2017年0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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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花开时节醒来

April 16, 2017

博谈网2017-04-15 23:50 来源: 中国战略分析

                                                                                                            

大约2012年前后,我和共产党有个共同的认识,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了中共最大的敌人,任其发展下去,终有一日将改变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个政府决定来一次新的冒险——把互联网更严密地管起来。在中国,“管理”总是跟暴力相关,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个政府用暴力注销了许多账号,关闭了许多网站,逮捕了许多人,长城防火墙越建越高,成功地把中国与世界隔离,在墙的一边,是自由的信息和交流;在另一边,则是一座巨大的信息监狱,13亿人囚禁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家门口正在发生什么。

共产党的恐惧和焦燥自有其道理。截止2016年1月,中国网民人数达到6.88亿,占总人口的50.3%,其中手机上网的人数就超过6.2亿。庞大的用户群加上海量的信息,对共产党的审查机器构成巨大挑战。迄今为止,中共还没有在网民中建立支部,也不可能删除所有的“有害”信息。在BBS上,在微博上,在微信上,数以千万计的用户时时刻刻在分享信息、发表观点。人们于此交流,于此辩论,于此相吵相骂,但就在这喧嚣声中,转变悄悄开始,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思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及自己的切身处境,新的词汇、新的观念日日涌现。我不能说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状况,但中国人比前互联网时代确实清醒和聪明了许多,一场艰难而深刻的觉醒正在悄悄到来。

一、我是一个人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中国人一直都不是人,拥有个体价值、个体尊严的人;他们更像是某种物件,是某个单位的一员,某个集体的一部分,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机器上的螺丝钉,要时刻准备着为国家、为集体放弃财产乃至生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他们“勤劳、勇敢、善良”,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低素质的国民,不配享有民主权利。在某些时候,他们甚至会变成“别有用心的一小撮”,足以分裂国家、动荡社会、祸乱民生。

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起初并不明显,只是一些词句、一些片段,但渐渐的,它们汇成了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自己当成有尊严的个体,而不是什么物件。人们开始追问:没有我的授权,你凭什么可以代表我?为什么集体利益一定要高于我的利益?为什么爱国一定要高于爱自己?如果我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为什么要去保卫一个万里之外的无人小岛?如果国家不能保卫我的自由和安全,相反,就是因为国家我才不自由、不安全,那么我是否还有必要爱这个国家?

这样的争论旷日持久,一些观念开始悄悄地深入人心,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比如“若公民无尊严,则国家无尊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人民群众”一类的大词,有人追问:谁才是“人民”?谁有资格代表“人民”?就在最近几年,“屌丝”“屁民”“蚁族”“草泥马”之类的名称空前流行起来,这些词略带贬意,甚至有几分粗俗,但越来越多人用以称呼自己。当千百万人都开始自称屌丝、自称屁民,其中一定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对不起,请不要再叫我“人民”,“人民”已经被你代表了,我宁愿做个屌丝、做个屁民,做一个不被你代表的粗俗之物。

2014年以来,人们开始用一些奇怪的词汇称呼这个国家及其统治者,包括“你国”、“贵国”、“支国”、“贵支”、“桂枝”、“鸡国”、“豚国”、“兲朝”、“后清”、“西朝鲜”、“黄俄”……其中最流行的是“赵国”,而中共权贵则被称为“赵家人”。这些词汇足以说明中共国家主义宣传的失败,至少是在某些人群中的失败。人们不愿意再跟统治者站在一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认识,但不要忘了,这是中国。在六十多年的极权统治下,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像真正的人那样生活。在这里,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每天都在宣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利他主义,很少会谈及个人福祉。直到今天,CCTV(中央电视台)依然在赞美那些不顾家人死活,而去抢救公社财产的英雄,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都是自私、邪恶的同义词,任何人如果被贴上这两个标签,瞬间就成了反动分子和全民公敌。

而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人已经看到了在“国家”或“民族”旗号下发生的罪恶,反右、大饥荒、文革、天安门事件……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至少已经部分地显露在人们面前。同时,因为资讯的发达,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到美国人、欧洲人,以及同文同种的香港人、台湾人是如何生活的,难免就会思考这样的话题:同样都是人,同样都是华人,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如此不同?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什么屡屡把人民带进深渊?而据说是自私、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幸福?

经过几年的思考和讨论,我想许多人已经做出了选择:要爱国,但更要爱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些人甚至矫枉过正,成了杨朱的信徒,“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我知道,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这种人都不会成为崇高的典范;但在中国,这依然是震撼人心的变化。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特别喜欢“大国”二字,官方媒体中常常出现“大国崛起”、“大国文化”、“大国外交”之类的字眼。“大国”二字确实能够唤起一些人的自豪感,但在自我觉醒的年代,它也必须面对这样的质问:没有大国民,何谈大国?如果权利没有保障,国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在微博上,每当那些好战之士发出“中日必有一战”、“中美必有一战”的声音,嘲笑之声也会随之而来:“上战场要北京户口吗?”“上战场要摇号吗?”“请领导先上!”

严严:“人民的名义”戏里戏外打了谁的脸?

April 14, 2017

博谈网2017-04-07 21:32 来源: 德国之声

被誉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成为眼下社交媒体最热的话题之一。在引燃追剧的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称,该剧的拍摄水平还不如样板戏。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使不应只冠以“人民的名义”。

一名内地政府官员与一名金发情妇被捉奸在床,一位共产党干部在别墅用数亿元现金填满一堵墙。一位“副国级”领导人挖空心思抵制调查。最近在内地荧屏和网络热播的并非青春偶像剧,而是一部宣扬主旋律、名为“人民的名义”的反贪巨作。

该剧上映一周多来,突破10亿点击量。在播放该剧的视频网站之一“爱奇艺”上,单日播放率达1.7亿次。

《人民的名义》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中共江苏省宣传部等官方单位出品。据中共官媒报道,对该剧的审查过程尤其顺利,仅用10天--时间之短出人意料。

关注腐败问题的“透明国际”组织亚太部中国问题专家廖燃认为,这部戏打破了中共的一些禁忌。他对德国之声表示,“用电视剧的方式深刻揭露中共党内的腐败,中共希望在形式上进行这样一种探索。因为用电视剧远比透过报纸和电视认罪的方式渗透性更强。”

廖燃说,中国老百姓爱看电视剧。这比之前中共一贯的做法:在新闻里公布贪官贪污金额的几个数字达到社会舆论中的渗透力更广更强。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表示,“其实在中国宣传领域有很多'潜规则'、'禁区'不能突破的,尤其是这些腐败的官员都是党的官员。比如官员在刚落网的时候,媒体的宣传其实还是很谨慎的。”

美国CNBC电视台在线也对《人民的名义》进行报道。报道透露,尽管禁止播放有关腐败题材的电视节目没有正式规定,但2004年审查机构发布“建议”后,中国制片方回避腐败题材。建议指出,不要在黄金时段播出反腐题材,包括影视剧。

挖的越深,伤害越大

但廖燃也补充说,尽管打破一些禁忌,但媒体一直试图将贪官的犯罪行为娱乐化,媒体报道的只集中在官员有情妇和贪污多少钱的问题上,而这恰恰偏离了反贪的主题,“因为这些腐败官员的存在和他们以权谋私的情节--实际上恰恰是对执政党的一个重大伤害。他们在被审的时候说过一些什么话,基本上在新闻报道上是被封锁的。”

《人民的名义》描述了各级政府官员针对高层官员和基层官员的反腐行动。故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虽然故事的调查以卷入汉东省京州市地产分配案的贪官污吏开始,但播放后不久便有观众表示剧情并非完全虚构。这让网民联想到2016年10月因受贿被判处死缓的“亿元司长”魏鹏远。

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名义》不仅火了荧屏,也在网络间引燃热议。而中共也动用其审查机器,对一些“敏感”评论禁声。致力中国独立电影发展的知名影评人张献民就是被禁声者之一。“自由微博”转发张献民的批评写道,此剧是一部拍的非常糟糕的电视剧。不管从形式上还表演风格上。他认为,如果中国资深电影人、已故教授周传基老师看到,恐怕也要动怒。因为,“该剧视听语言的运用,跌落到1970年的水平,比样板戏差一点。表演整个是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风格。由此预测明年2018年的电视剧将出现1968年水准。”

网民一方面表示,该剧让人“大开眼界”,一方面表示,看够了中共的“自吹自擂”。有网民这样写道,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媚外了,可我还是不想看歌功颂德的影视剧。难道抓一个贪官不是应该的吗?难道非要在电视剧里,左一个党的名义、右一个人民的名义吗?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使不应只冠以“人民的名义”。

“透明国际”的廖燃提醒说,“人民”一词在中国被滥用,比如“人民公社”、“人民大会堂”……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大会堂你能进去吗?是人民的吗?所以对于“人民的名义”,是否是人民的名义?大家姑且付诸一笑。

BBC|《人民的名义》:过不过时 现实如此?

April 14, 2017

博谈网2017-04-13 01:04来源: BBC

根据中国资深政治题材小说作家周梅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正在热播

中国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正在热播,如潮的好评中,也有些许略显孤单的吐槽声,被批评女性视角和政治理念“过时”,而辩护者则指出,现实如此,作品写实而已。

中国反贪反腐题材“沉寂10年后横空出世”、“突破红线”、“大尺度”、“主旋律”的当代“官场现形记”,悬念不断,波诡云谲……

但是,有人发问,为什么剧里的重要女角除了小三、情妇,就是被所有人催婚的剩女,还有不作不死、思维奇怪的官太太呢?

自称中国女性第一刊的微信公号“她刊”最近发表文章,对《人民的名义》的女性人物设计表示不满。

作者莉莉雅这样写道:“和剧中丰满的男性角色塑造比起来,《人民的名义》里的女性形象全体崩塌!”

因为剧里的女性人物大都被标签化处理了。

30多岁还单身,事业有成但被人关心的始终是怎么还不结婚

文章举三名主要女角为例:年轻貌美、手腕情商都高的“成功女企业家”,靠男人发迹,终脱不了成为男人权钱交易中的玩物、手段和工具;书记夫人,身为银行副行长却“智商全无,作天作地”,抱怨丈夫心里没她,结果惹出一堆麻烦。

第三个比较鲜亮的女角是反贪局处长,30来岁单身女,形象正面,但老是被包括下级在内的别人催婚,似乎没多少人关心她的职业成就。

而这明明就是“停留在十年前的视角认知”。

周梅森“过时了”?

无独有偶,凤凰网上的“清川观察”也直言周梅森(小说作者)的思维“过时了”。

作者抱怨《人民的名义》仍旧停留在倚仗“明君”和“包青天”、海瑞式清官的思维模式。虽然作为娱乐产品,用迎合大众的方式讲故事无可厚非,但不应该用“陈旧的、对于清明政治的理想,以媚俗的方式来灌输给本来就缺乏政治教育的公民”。

抱怨被丈夫冷落的书记夫人“各种花式作”

“说好的法治社会呢?说好的社会主义民主呢?说好的市场经济呢?在这部电视剧里,为什么我们又统统回去了,依然是以一场阴谋来替代另一场阴谋,以一种血腥的政治来替代另一场血腥的政治?”

但是,网民的一些评论似乎在说,时代没变,现实如此,所以作者编剧没有过时,无非没有把愿景当成现实,没有把“理想的女性”模式套在剧中人身上。

“她刊”部分读者留言:

谭莹莹:她长得这么好看,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女人(说反话?)

小太阳:虽然很有道理,但是却也现实,没办法,这个社会对成功女性的想法。要不靠男人,要不靠家里,反正不是靠她自己。

兰亭春晓:非情妇非小三非剩女的女人根本不在这个圈。懂吗?都在家做牛做马地做家务,带孩子上兴趣班,加班赶材料呢!

蔡小姐Nina:不可否认这就是人们对现代女性形象的见解。每次有女性成功就有人在背后瞎bb她靠什么上位但从不关心她为工作家庭付出多少

前不久一部电影《老炮》遭到女性主义阵营的批评,认为影片里对女性的呈现视角太过时,封建,大男子主义。可是,这部片子本来也没打算被拍成宣传女权的影片;写实而已。

“清川观察”对《人民的名义》有这样的质问:“这到底是周梅森和编剧们一厢情愿的中国政治文明,还是真的就只是中国本来要朝向的政治文明?”

根据中国媒体之前的广泛报道,资深反腐题材作家周梅森沉寂多年后用这样一部反腐大作重出江湖,是应了反贪反腐官员的请求,而他对根据小说改编的55集电视剧顺利通过审查也感到意外。

如果《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带有宣传主流政治功能的电视剧,那么关于政治文明理念的质问指向的是政治现实?

BBC | 中国的80、90后为何狂追反腐剧《人民的名义》?

April 14, 2017

中国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正在热播,圈粉无数年轻人。80、90后门奔走相告:“都说这剧不错呢。”于是集集追看。

“政治小白”们的补习课

这部政治剧相较此前“手撕鬼子”抗日剧的政治太正确,《人民的名义》开篇第一集的“大尺度”,直爆贪官“双面人”的生活:在别墅的冰箱、隔墙和床上藏款2亿多现金,这种开篇明义、直接揭短的“诚恳”态度一下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再则,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一部“政治扫盲剧”或者“政治普及剧”。生活在防火墙内的中国年轻人平时甚少接触真实的官场政治报道,大多数人从小在“又红又正”的新闻联播里的中国长大:中国一片形势大好,人民生活幸福,国外总是战火纷飞。

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不懂政治也不太关心政治。不懂因为没有渠道了解。中国的官场是一个精英政治的闭环。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又怎有机会通过像鲤鱼跳龙门似的纵身一跃投身官场呢?

而《人民的民义》则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层层铺开的剧情里让年轻的“政治小白”学习和弥补政治常识。

在中国的视频点播平台爱奇艺上,该片的弹幕中有观众在问“市委书记比厅长大吗?”、“局长和厅长哪个大?”等问题。

通过该剧,观众还了解到,“在官场更换门庭是一个大忌讳”,省检察院与市公安局会因为争夺办案权各种明争暗斗,以及一场汇报会就是一场权利和关系的博弈。

以人民的名义反腐?

《人民的名义》中演员们演到差不多的地方就要见缝插针得安利安利中共官员的廉洁爱民:“我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对不起人民。”

《人民的名义》:过不过时 现实如此?

处处为人民,真是如此?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此前对BBC中文记者表示,习近平的反腐目标最后一层才是树立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因为“解决形象问题有很多手段”。

丁学良表示反腐的首要目标是“消除党内胆敢对最高权力转移提出异议的人。比如周永康、薄熙来和令计划。”

其次为重整党内中高层干部的服从。第三层则是整顿8000万的中共党员干部,整肃党纪党风。

别人都看了我能不看?

这其中有一部分从众心理和该剧宣传攻势的效果。

当年轻人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好友的状态在不断刷新《人民的名义》的时候,不看剧,怎么知道别人说的“达康书记的GDP”是怎么回事?

不看剧,就少了很多谈资,跟不上社交媒体的潮流。这也许是一种被动中的主动。

在该剧社交媒体强势的宣传下,生活在社交平台的你我他不免被卷入这场“国”字剧的洪流中。

该剧的制作方之一中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的微博上更是用俏皮和网络话语体系为该剧宣传造势。

而这部剧的电视播出平台是主打年轻受众的湖南卫视。

湖南卫视本身拥有一批忠实的年轻粉丝,这部又红又正的电视剧一来为湖南卫视平时只娱乐,“不太关心政治”的形象树立政治正确的标杆。二来,片方也可以通过湖南卫视广泛的年轻受众群进行传播。

再加上六个中国国内网络平台和国外的YouTube平台的更新,为生活在移动端的年轻手机一族提供着观看平台。

年轻人边看边通过视频上的弹幕互动和说剧,似乎激发着年轻人的政治讨论,但它能持续多久?能享有多大尺度的“言论自由”?又何时能展现真正的政治热情?

相关阅读:《人民的名义》电视剧在线观看地址(部分浏览器会有“安全提示” 27集之后剧集带有“送审样片”字样)

中国数字时代2017年4月12日 下午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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